民谣与诗歌
─文/邱大立
无歌的年代,人们读诗取暖,幻想诗可以释放心底的抑郁和憧憬,如荷马时代;在诗被过时的时代,人们唱歌励志,坚信歌能够点燃生命的希望与乐观,如奥斯维辛时代。诗歌与民谣,如同失散多年的一对兄弟,有一天终将邂逅,互闻对方的气味,读取时光的质感。
早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有一种歌者叫游吟诗人,他们既是歌曲创作者,也是表演者。游吟诗人擅长于演唱情歌,也积极介入当代社会、政治和宗教种种现实问题。他们周游往来于欧洲列国宫廷之间,相互交换最新的信息,同时也交流创新的曲调和诗句。在这些四处游走的充满讽刺性的歌曲里,很多都在揭露统治者的暴政、社会的病变、政府的腐恶、教会和与教廷的丑闻等。国家上层建筑当然知道这“一小撮人”是在和他们对着干,“破坏社会治安”、“扰乱公共秩序”,但由于他们发表的载体不是报刊杂志,不是光盘出版物,只是在民间,统治者与社会管理部门根本拿他们没办法,只能悻悻然睁一眼闭一眼,任游吟如蒲公英一样,向四面八方蔓延。
于是,一个叫罗思容的台湾客家诗人女歌手写道,“一首歌诗,可不可以是一个信仰?”当一首诗变成了一首民谣时,它的名字就成为了诗谣。
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诗与歌重新骨肉相连,毫不费力的深入民心。诗人歌手Leonard Cohen早在猫王还没有扬名世界之前,就周游世界了。他甚至还曾在希腊的一个小岛上和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一起生活了7年,写了两本诗集和两部小说。他在他一首最知名的歌《每个人都知道》里如此唱着,“每个人都知道骰子被灌了铅,每个人都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每个人都知道那个乖孩子失踪了,每个人都知道船已沉了,每个人都知道领袖在说谎,每个人都尝过心碎的滋味,每个人的手都握成拳头,每个人都想要一盒巧克力和一支长茎玫瑰花”。每个人都知道,真相就是这样的。当国家审批核准的公开出版物还不好意思将一个时代的隐私和盘托出时,一首歌决定第一时间为我们解谜。
2007年5月,37岁的周云蓬和47岁的罗思容几乎同时发表专辑。《中国孩子》获得了第八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谣艺人奖,罗思容在第19届台湾金曲奖入围最具潜力新人奖。不同性格的诗,呈现了不同体格的生命。当别人的活法、公众的活法如幽灵一般悄无声息的潜入千家万户的客厅,变成了一种经典,一道命令时,几位诗人歌手提醒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力。你可以去关注身边的人,关注他们悄悄置换的眼神和语气,往往正是那些不被看好的蛛丝马迹,才是真正反映民生的准确细节。作为当代最成功的中国民谣歌手,尽管周云蓬的公众影响力逐步扩大,但他一直没有忘记一首诗谣的撬杆作用。在2004的《鱼相忘于江湖》中,一条鱼已经遗忘了沧海,在2007的《煮熟的鸭子要飞走》中,一只煮熟的鸭子正准备逃跑;在2004的《空水杯》中,一群“中年人坐在门前发呆”,在2007的《黄金粥》中,欢度黄金周的人们“看着满地黄金,喝下一碗粥”;在2004的《盲人影院》中,一个九岁的失明孩子“想象自己学会了弹琴,背着吉他走遍了四方,在街头卖艺,在酒吧弹唱”,在2007的《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中,他发誓要“学会吹口琴去地铁卖唱,走遍八千里路永远在路上不断离开”;在2004的《幻觉支撑我们活下去》中,他明白“为了不断的向前走,我得相信那不是蜃楼”;在2007的《一个儿童的共产主义梦想》中,这名中国孩子在长大成人后,终于明白了“四个现代化”的真正所指。而罗思容在《捱不过四五十岁定定》里唱道,“我不过四五十岁而已,青春正开始”。她还有一首歌叫《停止对呼吸的联想》,创作动力源自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当美国以一种伪正义的姿态把回教的文化进行野蛮的摧毁时,“我只想停止呼吸”。这首歌的诗原作是罗思容的先生黄汉坤写的。
当一首诗遇见一首歌谣时,那是一种真实的双赢。一把吉他,一把人声,别无他物,却又直视万物。在最复杂的时代,面对一首最简约的歌谣,对聆听者是一种考验,对歌唱者更是一种碰撞。这样的现场,你一生经历过几次?